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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九〇年，十三岁的陈诗敏随母亲和幼弟从台湾抵达旧金山。她的美国同学念不顺她的中文名，诗敏，于是家里人便张罗着替她取一个英文名。
她在电视上找到了答案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兼主播宗毓华（Connie Chung）端坐在电视屏幕正中，语调沉静而笃定。在采访中，她对谁都不留情面，就连面对彼时已是纽约地产名人的特朗普也不例外。
受这位知名的华裔记者的启发，女孩挑了她认为最“值得”的英文名：Connie。
如今，陈诗敏（Connie Chan）是旧金山市参事。她正角逐加利福尼亚州第11国会选区，荣休议长佩洛西（Nancy Pelosi）留下的席位。
一九九三年，宗毓华成为首位亚裔、同时也是史上第二位主流电视晚间新闻的女性主播。三十余年后，陈诗敏在争取另一个“第一”：成为首位代表旧金山进入国会的亚裔议员。而此时，距华人移民初抵这座城市，已有一百七十余年。
在八月唐人街的一场筹款会上，已为她背书的佩洛西说，这一天“来得太迟了”。
华裔是旧金山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，每位竞选公职的候选人都在争取他们的选票。陈诗敏得以参选，部分要归功于前几代人的耕耘：他们坚信华人理应在权力之桌上有一席之地。他们为此争取，逐渐造就了一个更多元、更有政治分量的选民群体；而这个群体越壮大，就越难被某一位候选人凝聚到自己麾下。尽管选票上的中文名字还是能打动不少人，但这个被动员起来的群体，如今不只看族裔背景，更看候选人在各个议题上的立场。
“华埠的女儿”
康年海鲜酒楼里，餐桌过道挤得水泄不通。那是早春，华埠仅存的宴会厅里比平时更热闹。核桃虾一盘盘端上五十多张圆桌，宾客们一边吃，一边跟着粤语乐队合唱。
在唐人街仅存的宴会厅，康年海鲜酒楼（Far East Cafe）二楼，餐桌摆得满满当当，桌与桌之间几乎没留下什么空隙。时值早春，厅内比往常更为拥挤。五十多张圆桌上陆续端上了核桃虾，客人们一边享用美食，一边跟着粤语乐队的演奏齐声歌唱。
台上，陈诗敏一身米色套装，面对刚刚把她称作“华埠的女儿”来欢迎的那群人。
她首先点名感谢了在场的人：商户、侨社领袖、租户领袖、中文媒体编辑，以及历任和现任民选官员。
随后，她提起众人聚首的缘由：为何旧金山从来没有华裔成为国会议员？“是不是该到时候了？”她用粤语问道。
“的确是时候了，”她说。全场掌声雷动。
一九九〇年刚抵达旧金山时，陈诗敏、母亲和弟弟在姨妈姨父的一居室公寓里挤了一年。
她看着家里的大人在美国从零开始，一点点把生活重新建起来：陈诗敏回忆，姨妈原本在香港唱粤剧，来美国后推着点心车当服务员，干的都是苦力活。蒸笼绑在腰上，上面再搁一盘盘点心，她一张桌子一张桌子地走，一路吆喝着菜名，把点心送到客人面前。
陈诗敏后来对《三藩市公共新闻报》说，这并不是她來之前想象中的美国。
纵然艰难，一家人还是渐渐站稳了脚跟。母亲在旧金山市立学院上英语和电脑课，这帮她在中华医院谋得一份工作，一家人最终租到了自己的公寓。
这是许多旧金山移民都能感同身受的经历，比如五十五岁的酒店工人Wanxin Ma。“我也是熬过很多苦，才能最后来到这里住，”她用粤语对《三藩市公共新闻报》说。
“她也是移民，也经历过这些经历，在唐人埠住过，”Ma说。
Ma在美国的生活，是从唐人街一个不到一百平方英尺的散房开始的，还要跟邻居共用卫生间和厨房。因为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她在陈诗敏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
同时，Ma经常看到陈诗敏作为市参事出现在她所在的二号工会（UNITE HERE Local 2）组织的行动里，支持其倡议。在当另一位工会的朋友告诉她，其成员也支持陈诗敏时，她对陈诗敏的信心更足了。
如今，陈诗敏对像她自己家这样的工薪家庭的支持，是她竞选的核心。她获得许多工会的背书，包括旧金山建筑与营造业工会理事会、旧金山联合教育工作者协会和旧金山劳工议会。
然而她的对手，州参议员威善高则筹集了比她更多的捐款，并在民调中领先。但在六月的初选中，陈诗敏排名第二，她在全市华裔人口众多的选区赢得了最强的支持。
没有谁是天选之人
尽管有这些支持，并非所有华裔选民都团结在陈诗敏身后。陈诗敏作为华人移民的经历，也许能引起一些选民的共鸣，但社区里选民经历五花八门，这只不过是其中一种。
关达民（Brian Quan）就更支持威善高。作为塞拉俱乐部（Sierra Club, 草根环境组织，又名山峦俱乐部）旧金山湾分会的领袖、华裔美国民主俱乐部前主席，关达民并不认为自己与陈诗敏同为华人，就是他支持她的唯一理由。
“这座城市里还有第四代、第五代甚至第六代华裔，”关达民说，“这种复杂性，很难被一个人来代表。”
“再也没有万能的候选人了，”他补充道。
对关达民来说，华裔最初投身政治的原因各不相同。例如，他的父母在一九七〇年代投身政治，是因为对“竹子天花板”，也就是限制他们职业发展的种族壁垒，感到挫败。他说，自己参与政治，较少是因为亲身遭遇种族壁垒，更多是因为住房短缺、环境危机等议题。
关达民支持威善高，用他的话来说，威善高“在更多议题上与我一致”。
威善高是州参议员、前市参事。他赢得了其他知名华裔官员的支持。旧金山民主党主席汤晓慧（Nancy Tung）和市检察官邱信福（David Chiu）都为他背书，并与他一起出现在亚裔社区和讲粤语的社区活动中。
现任华裔美国民主俱乐部主席招霞（Josephine Zhao）则说，虽然她在政治立场上更认同威善高，但她和俱乐部最终还是支持了陈诗敏。
归根结底，促使他们最终支持陈诗敏的，是一个本地争议：大公路（Upper Great Highway）的未来。
两年前，选民通过了一项提案，将这条沿海高速改造成永久公园，如今名为日落沙丘（Sunset Dunes）。陈诗敏是第一位公开反对该提案的市参事，威善高则支持提案。这场改造在亚裔占一半人口的日落区引发了激烈反弹，并助推了针对提出该提案的日落区参事殷嘉立（Joel Engardio）的罢免。
对华裔美国民主俱乐部的成员来说，威善高支持公园、而非保留社区高速公路的立场，盖过了他们此前与他的政治共识。招霞说，二〇一六年威善高对阵韩裔的市参事金贞妍（Jane Kim）竞选州参议员时，她和俱乐部都支持过他。她说自己对威善高仍有偏爱；她以前还帮他设计过一张中文竞选海报。但她注意到，俱乐部成员曾把威善高视为盟友，对他支持改造公园感到意外，认为他未能考虑他们的忧虑。
相较之下，今年陈诗敏支持了一项提案，要求在工作日重新开放高速公路通车。
在其他一些她认为对华裔向上流动至关重要的议题上，招霞对陈诗敏评价不高，这包括增加警力和创造更多优质教育机会。她说，两位候选人都不完美，但她的俱乐部成员更倾向于陈诗敏，因为“一个人可能切你很多刀，每刀却都很浅，”招霞用粤语解释他们的支持，“而另一个人捅你一刀，就把你捅成重伤。”
陈诗敏自己也承认，她的经历也许只能引起社区里一部分人的共鸣，因为华人社区成员在语言、代际和移民经历上各不相同。
“我们其实很不一样，”她在二〇二二年星岛电视油管频道的粤语采访中提到，“如果要求我们的民选官员，尤其是华人的民选官员，和我们所有的华人社区的人意见一致的话，这个是不可能，不切实际的。”
但对陈诗敏来说，这恰恰是应该选出更多华裔代表的理由，而不是指望一个人代表所有人。“我们应该去想的，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不同的想法或者不同的政治观点的民选官员，华人的民选官员，”她补充道。
旧金山华人参政理想演变史
选举更多华裔代表，意味着要维持并拓展一条前几代人用几十年才铺就的通往公职之路。
在旧金山华人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条路基本是堵死的。住房歧视把许多居民困在华埠。联邦法律禁止华人移民成为公民，而一些用假身份入境的“纸儿子”，则生活在随时可能被发现的恐惧中。
这些壁垒也延伸到日常生活，使华人移民只能从事低薪工作。退休法官郭丽莲回忆说，在一九六〇年代，“如果你去餐馆，你看不到华人当服务员，你只能看到华人当杂工。”
郭丽莲属于决心挑战这些限制的一代人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期间，旧金山的亚裔向黑人活动家学习并加入其中，组织抗议、集会和罢工来倡导自己的权利。他们希望看到华裔经营企业、出现在电视上并担任公职。
由于赢得选举仍然困难，社区领袖开始培养政治盟友，帮助更多华裔被任命或受雇于旧金山。
尽管政治意识形态各异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：为华裔在几十年来将他们拒之门外的机构中争取一席之地。
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旧金山的华裔居民正把他们的身影扩展到全城。二〇〇〇年市参事会选举恢复按选区制进行后，他们更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选民群体。竞选团队如今需要走进多个社区去争取华裔选民的支持，才能取胜。
与此同时，这个更有政治分量的选民群体也不再那么统一了。据美国华人历史学会前会长陈启辉（Doug Chan）说，某种意义上，这个社区可以说是被自身的成功给“反噬”了。随着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、触及群体内越来越多的人，而这些人对旧金山该如何治理各有各的想法。
亚裔美国人在该市的政治代表性于二〇一〇年代中期达到顶峰。当时，李孟贤（Ed Lee）成为旧金山至今唯一一位华裔市长，市参事会十一名成员中有五名是亚裔。
然而，这些成果并未让下一代在政坛站稳脚跟。随着亚裔参事离任，其他亚裔并不总能填补这些席位。陈诗敏于二〇二〇年当选，代表城市西侧的列治文区；二〇二二年至二〇二四年间，她是参事会唯一的亚裔成员。
在前州众议员丁右立（Phil Ting）看来，问题的一部分出在政治网络日渐弱化上，服务华人的政治俱乐部尤其如此。几十年来，正是这些政治组织在政客和华人社区之间牵线搭桥。
丁右立还观察到，当年民权运动时那股激励他那一代人去去争取让更多族裔进入政府、担任公职的劲头，如今似乎不再激励年轻华裔去谋公职。
“我注意到，在我之后的一代，对身份政治没那么上心了，”他说。他认为，前几代华裔领袖打下的成果，让年轻人眼中的旧金山变了样。“部分原因可能在于，他们遇到的种族歧视没那么多。”
“我注意到，在我之后的那一代人里，对身份政治的兴趣没那么大了。”在某种程度上，他的意思是，此前华人领袖取得的成果，改变了年轻一代在旧金山的经历。“一部分原因也许是，他们没遭遇那么多种族歧视；或者即便遭遇了，他们也不把身份政治看作应对种族歧视的办法。”
丁右立说，几十年前，有竞争力的华裔候选人打出了成绩，让华人社区成了政客和竞选团队都不敢小看的力量。
“当竞选人把门槛提高时，人们会相反设法帮助华人社区，无论是通过立法、拨钱还是其他资源，”他说。如今，旧金山大多数竞选活动都会雇用华人员工、分发中文竞选材料。例如，威善高，就取了个精心挑选的中文名“威善高”，分别取自威武、善良、高大之意。
但丁右立说，亚裔代表少了，这种关注就会淡下去。“人还是会来，但我不太清楚到底谁真的会、谁真的在为这个社区办事。”
对华协中心前执行主任方小龙（Norman Fong）牧师来说，当年把他那一代人投身政治的那些斗争，如今并未成为过去。
他看到，一九六〇年代促使他上街游行的不公正，时至今日再次浮现。特朗普政府正在收紧移民规则，并一步步侵蚀他一生致力于争取的权利。
在他看来，陈诗敏就是靠他那一代人争来的机会成长起来、又能接过这场斗争的人。
“Connie理解那段历史，其中一些她也亲身经历过，”方小龙说，并补充说如果她获胜，“她会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这些议题，会在她身上真正活起来。”
